“笑着来、哭着走” 的地方

　　1974年的一天，在蛇口公社担任副书记的张润添，接到宝安县委通知，立刻到县里开会。“到县委后，县委书记方苞找我谈话，说我被任命为沙头角公社书记，立即赴任。”张润添说，“沙头角是当时逃港的‘重灾区’之一，连一条到深圳的公路都没有，条件非常差，自1969年从盐田人民公社分出来到1974年，五年时间每年换一任书记，我们当时到县里开会时，沙头角的干部就自嘲地说，到沙头角当书记，是‘笑着来，哭着走’，很多人不愿意来，来了也待不久。”“我就跟方苞书记说不想来。方苞说你别跟我说这个，不行。我就说，能不能跟你口头约好，我去，但不带家属，家属在蛇口生活习惯了，去不方便，干五年，不管干得好不好，到时都要让我走。方苞也不明确回应我，只是笑着对我说，去好好带领群众把经济搞起来。”

　　“我一到沙头角公社报到（当时的公社办公地点就在中英街内，桥头管理并不像现在这么严），才知道公社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一直是租的民房办公，连接待的茶叶都没有，更别说其他什么办公设备。也没有自来水，居民们饮水做饭都是到桥头的那口古井里打水。一些生产队过年的分红只有三毛钱。”张润添回忆说。

　　逃港的人是留下来的两倍多

　　除了穷，沙头角还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沙头角人均年收入仅100元人民币，而对面的香港人均年收入达到7万港币。由于两地收入悬殊，沙头角出现大规模的逃港潮，当时的中英街就有2600多人逃到香港，留下来的只有1200多人。连年的外逃使得劳动力锐减，桥头外的官路吓、径口、圆墩头、叶屋、沙井头、暗径、恩上等几个村庄，年青的壮劳力非常缺乏。像恩上村，因为住在山上，村民们进出村里都是靠担挑肩扛，年青劳力大都逃港，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小孩，连交公粮都要公社派人去担。中英街内有两个生产队，一个是渔业大队，一个是农业大队。渔业大队的社员都是靠捕鱼生活，渔船都是小小的木船，出海经不起风浪的，渔民的住所连间像样的房屋都没有，渔民们不是住在破破烂烂的老屋里，就是住在船上，遇到台风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

　　“发展经济，手头上啥的没有。咋弄？我就找方苞书记，向县里申请资金，给每个生产队买了一台拖拉机，把生产队的农产品运到边境卖给香港那边，换来资金发展养殖，让农民的收入有了提高，逃港之风也有一定程度的遏制。”张润添说，然后，就是想着把恩上村搬下来，协调圆墩头、叶屋、沙井头几个生产队，各拿出点地，给恩上村村民。为了引来自来水，张润添多次跑县里，钢管、铜水龙头都是要批条才能调拨的，但经过努力，中英街终于通上了自来水。

　　两艘渔船换来的渔民新村

　　因为张润添原来在蛇口工作，跟蛇口造船厂比较熟，他就想买渔船让渔民打鱼用，这样可以增加渔民的收入。经过多次协调，向县里申请了13万元的贷款，买了两条渔船，出海捕鱼。捕回来的鱼就交到盐田的水产站，打鱼的收入还相当可观。两年后，得知广州黄埔一个地方想买船，张润添就决定把这两条船以26万元高价卖给对方，这样不但还了贷款，还赚了13万元。渔业队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渔民们有的建议分掉。张润添认为分掉很快就会花光，不如用来改善渔民们的居住条件，让常年漂泊的渔民们有个安稳的家。于是就在中英街内规划建设渔民新村。但盖房子又遇到了很多麻烦，当时是计划经济，钢筋、水泥都是要靠计划指标才能批来，建筑工人们觉得沙头角太穷、太荒凉，不愿意来，有的来了是想利用沙头角的地理位置偷渡到香港。这让渔民新村的计划面临搁浅。这时，他又找到方苞，在方苞的帮助下，从东莞找来了施工队。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渔民新村终于建成。建成后，当时在广东省委担任领导的杨尚昆到宝安县调研时，还专门到中英街来，到渔业队队长吴来福的家里看。看到渔民们都住上小洋楼，杨尚昆夸奖说好。

　　为了解决办公场所问题，张润添向县里要钱，但县里没钱。张润添就找到当时在省边防办工作、过去曾一起在粤赣湘边纵队的老战友，以“支持边防工作”为由，向省财政厅发了个函，要了16万元的资金，盖起了办公楼，就是中英街管理办用的那栋楼。

　　发动大家到香港捡破烂

　　说起改革开放，张润添回忆说，在改革开放前，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到宝安县，调研过边境开放问题和基层干部的精神状态。

　　刚开始的时候，搞改革开放，“还看不太清楚到底要怎么弄，改什么？革什么？开什么？放什么？我们心里也没底。特区成立后，说要利用香港的优势，我们就想，怎样利用呢？想了几招，一个是去香港捡破烂，一个是看香港人愿不愿来投资建厂。”

　　沙头角有个有利条件，就是几个村的村民，家家户户都有过桥证。允许个体摆摊后，每家都可以拿着鸡蛋等农家产品到中英街上卖。当时从沙头角这边往香港卖东西，主要还是经过中英街，但中英街当时人气并不多，也不繁华。为聚集人气，就号召沙头角、盐田的村民们把稻草等拿到中英街卖，慢慢地人多了起来。当时卖杜仲、陈皮等药材，海关不让卖，就在报关时填写成“树皮”，才得以过关。

　　改革开放后，为发展经济，沙头角联合企业公司（沙商贸的前身）成立，通过公安分局为工作人员办了过境耕作证，拿着过境耕作证到香港观塘等地，将破冰箱、旧沙发、收音机、录音机等拣回来卖。积累了一定资金，除了继续到香港捡破烂外，就开始到从香港的“天光圩”进货。什么是“天光圩”呢？它不是一个地名，而是香港的小贩天亮前在路边摆的市场，天亮后，就不允许了，当时观塘等地有很多这样的“天光圩。”卖的东西以服装、小百货为主，价格相对商场的要便宜很多。

　　中英街有了第一家厂

　　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有位香港老板黄振松愿意到中英街办厂了。他投资的是一个胶花厂，只有十几个工人。没有场地，就把当时的幼儿园腾出来，当生产厂房，陈观玉当时就在幼儿园当老师。当然，这个说是厂，用现在的眼光看，最多算作坊，但这就是当时沙头角的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材料和成品都从中英街的香港一方进出，不用过海关。1978年的7月，时任广东省领导在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的陪同下，参观了已经办得不错的沙头角来料加工厂，当时还与“三来一补”工厂的插花（塑料花）女工进行过交流，当得知女工每天的收入还不错时，称赞说好。

　　后来，沙头角还引进了一个皮革厂，也是一个姓黄的老板，在桥头外开厂，工人主要从渔业队里招，解决渔民的就业问题。这个厂后来因为污染，就不让办了。中英街里的居民们也家家户户都从香港拿些电子件组装，慢慢地居民的收入就都上来了。原来逃港的一些村民看到家乡也开始富起来了，就想回来。

　　1982年的时候，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疑问，还发了个《旧中国租界的来由》的东西，大家感到是不是又要变了，这时谷牧又到深圳调研，大家提出了担心和疑问后，谷牧就说，“不要管它。”这以后，中英街就开始发展得红红火火起来了。

　　1979年撤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后，中英街所在的地方改为沙头角镇，先是归罗湖管理区，后来又成立了沙头角管理区。张润添担任过沙头角管理区的纪检书记，1984年，担任沙头角区的公安分局局长，一直到1994年退休。在1986年的全国优秀公安分局评选中，成为广东省两个获奖的分局之一。退休后的张润添老人，依旧在社区发挥着余热，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参与社区活动等。（来源：深圳商报 记者 贾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