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1日，在盐田区图书馆“山川上的中国”系列中国文学讲座第三季第7讲上，文学博士、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古文学史专家胡大雷先生分享了《曹植与乐府诗的故事》。

　　胡大雷先生从《孤儿行》讲起，分析了乐府的特点以及曹植对乐府的继承与发扬。

　　胡大雷先生认为，汉乐府的就是讲故事的，重在讲民间的故事，《孤儿行》《东门行》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建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第一个高潮，其兴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学习汉乐府，拟乐府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即诗歌创作上有法可依。二是由于建安时期的“礼崩乐坏”，乐府规则散亡严重，令拟乐府创作多出现题、义不和的情况。三是由此起步的脱离音乐性的尝试。拟乐府成为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兴盛的契机，也成为五言诗发展的契机。乐府诗曹植的贡献最大，尤其体现在《文选》所录的《名都》《美女》《白马》三篇上，他在乐府诗中创造出一种似我非我、非我似我的新型诗歌艺术形象，在传统是吟咏他人之事的乐府诗里表现自我，叙写出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自我之事，同时又具有虚构性的他人之事的全部丰富曲折。

　　胡大雷先生最后总结说，曹植以其天才资质与艰苦探索，创造出一种完全新型的乐府诗，从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建安时期学习汉乐府成风

　　读者可以从《孤儿行》《东门行》看出，汉乐府的特色就是讲故事的，重在讲民间的故事。到了建安时期，学习汉乐府成风。

　　《晋书•乐上》记载：“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建安诗人的乐府创作，绝少创调，大都为“依前曲作新歌”，所谓拟乐府。

　　到了曹植，乐府诗已经有很大的发展。曹植的作品如徐公持说：“不用旧曲、旧题，全部自拟新撰，如《盘石篇》《驱车篇》《种葛篇》《名都篇》《白马篇》等，据现有史料，其题、辞皆无所依傍，与汉乐府作品以及其他作品无任何方面的关连，其篇题皆以歌辞首句为文，可以判断全出作者自创。”

　　曹植对乐府诗的突出贡献

　　汉乐府与诗不同之处，往往在叙事，建安诗人并不甘心自己的乐府诗创作只是叙述古事、吟咏他人，或者是借题发挥、有所寓意，他们要直接做诗中的主人公，其中，曹植的贡献最大，尤其体现在《文选》所录的《名都》《美女》《白马》三篇上，他在乐府诗中创造出一种似我非我、非我似我的新型诗歌艺术形象，在传统是吟咏他人之事的乐府诗里表现自我，叙写出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自我之事，同时又具有虚构性的他人之事的全部丰富曲折。

　　朱乾《乐府正义》评论《白马篇》时说 ：“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白马篇》可视作曹植在乐府诗中塑造自我形象的努力，是对乐府民歌吟咏他人的革新；清唐汝鄂评《名都篇》时说 ：“子建自负其才，思树勋业，而为文帝所忌，抑郁不得伸，故感愤赋此。”这首诗也是曹植以乐府诗塑造自身形象的努力；《美女篇》中对美女行为身世的描述，并不像《陌上桑》那样限于某一地某一时的某一次。

　　于是我们看到曹植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对乐府诗的重大改进和提升：一、叙事不重在精心设计与描述故事情节和细节，而重在概括地勾勒人物身世行为；二、把自我与诗中主人公结合起来，使诗中主人公既是现实生活中独立的一员，又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胡大雷先生最后总结说，曹植的乐府诗仍然保持了乐府民歌叙事与吟咏他人的传统，但传统的内涵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他对乐府民歌的改制，达到了时代艺术的高峰。曹植对乐府民歌的改制又展示在心理刻画上。乐府民歌多注重摹写特殊事件、注重故事情节，因此，它又善于以情节中的人物自身行动与语言来展示他们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

　　乐府之变是建安诗人的普遍愿望与普遍努力，曹植的改制，使乐府的叙事向刻画人物形象转化，并且在叙事方法、题目与音乐性语言、心理描写诸方面都有很大的创新。曹植以其天才资质与艰苦探索，创造出一种完全新型的乐府诗，从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